公车改革谁的利益落差最大
公车改革 谁的利益落差最大?
7月16日,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公布《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》和《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》(下称《改革方案》)。方案要求,取消副部级以下领导干部用车和一般公务用车;普通公务出行由公务人员自行选择社会化的方式,以及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。 改革首先对中央和国家机关“开刀”,其后逐步推广到地方。时间表亦明确,对中央部委的官员们而言,从专车到私家车、打车,或坐公交地铁外出公干,转变适应期只有到2014年底的五个月时间。需要指出的是,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,可能是当下公车改革更好的选择。
据财经杂志报道,全国人大代表、国务院研究室秘书司司长张定龙在去年“两会”上提出了关于公车改革的建议。他认为,改革必须“自上而下”,以及取消公车并发放货币公务交通补贴,是最核心的两大要素。张定龙后来获悉,他的建议引起全国人大重视,并转交国家发改委办理。此后,国家发改委曾多次与他沟通,并采纳了他的大部分意见。 实际上,中国的公务车体系包括领导干部专车、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三类。而公车改革的趋势主要又分为两类:加强监管类和货币补贴类,实践证明所有加强监管的试点和改革都并不成功,因此,本轮车改货币补贴的思路明确。 一般公务用车取消后,在城区或规定区域内普通公务出行方式由公务人员自行选择,实行社会化提供,并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。补贴额度为司局级每人每月1300元,处级每人每月800元,科级及以下每人每月500元。 对此,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表示,目前颁布的补贴标准,是顾及到在一个特定行政区划内的公务活动,跨行政区公务活动则有差旅费补贴和报销,因而未被纳入其中。 而以上补贴标准经历了反复测算,发放范围也经过仔细斟酌。首要考量的,是车改补贴总额加上成本费用,必须小于最小口径测算得出的公车支出;另一个测算尺度是目前公共交通和出租车等交通状况,以及中央各部门日常公务活动频次和繁忙程度。 需要指出的是,车补被确定为一种普惠措施,即在全范围的中央公务员群体中下发,原因就在于一般公务用车本就是按照公务员人头比例配置的,只是在现实中被部分官员占用,因此改革前后利益落差最大的并非普通公务员,而是司局级官员。对这部分人群的月补贴1300元,是根据出租车运费和公务外出次数的中位数大致测算得出:一般司局级公务员一个月到外单位开15次会议,每次会议打车来回需70元左右。 虽然公车改革,可能给以高档车型为主的车企带来较大冲击,但同时也给车市和租赁市场注入了兴奋剂。 捷豹路虎宣布,从8月1日起将对旗下六款车型下调官方售价,降幅在5万元至30万元;一汽大众奥迪宣布,从8月1日起下调国产车型的原装备件价格,整体降幅在20%左右。2014年上半年,奥迪在华的汽车累计销量约为36.63万辆,同比增长17.7%。对于业内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公车改革可能给奥迪带来冲击的说法。 奥迪销售事业部总经理薄石加以否认,但他透露了奥迪的生产和销售策略的变化,“我们重视每一个细分市场,并会继续引入新车型,满足各细分市场用户的需要。未来高档车市场将呈现小型化、SUV、运动化、环保化的趋势。”他认为这些策略的改变是针对中国市场“通过长时间的观察和分析”的结果。 此外,不少车企已经开始拼抢新出现的市场“蛋糕”。车改方案出台仅一周,大众、丰田、东风日产以及广汽本田等品牌均针对公务员购车出台了优惠政策。别克、本田等车商还纷纷推出“公务员直销专场”“公务员专享购车优惠计划”。涉及车改单位公务员凭员工证明或工作证,可以享受购车增值服务和优惠。“车改,生活不改”是一家车企所打出的最新宣传标语。 公务租车,是车改即将催生的另一块蛋糕。一位参与公务车改革方案设计的专家透露,方案制定和讨论过程中已经考虑了市场化租车的可行性。决策者也鼓励以市场化的方式解决问题,但前提是置于监管之下的真正市场化的运作。“租车费用这部分是要纳入监管和审计的。会有一个常规的分布模型,有不同地区的比较。比如边远地区,可能高出很多,但如果高得异常,就需要审计和监管介入”。 另据了解,中国现行公车制度是“配给制”背景下的典型产物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,中国展开全面经济体制改革,在粮食、住房等消费领域,“配给制”渐渐被市场化供应所取代。然而,公务的采购和使用领域并没有跟上时代的变化。 上世纪80年代以前,国家对公车控制较严,当时规定只有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才有资格配备专车,并明确局级以上公务出行使用轿车,县团级以上的官员只能使用吉普车和自行车。90年代以来,随着经济发展,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等开始竞相购买公车,数量大幅增加,开支持续升高。此外,从中央部委到基层单位,各级还建立了一支庞大的驾驶员及车辆管理队伍,这也让公务用车的费用居高不下。 中国的公车制度是职务消费和公务需要的混合体。公务用车从买车、养车到用车,一切费用都由财政支付。而在实际使用中,公车利用效率低下、超编超标配置、公车私用等问题越来越突出。就这一层面而言,公车制度的症结并不在于数量多寡,而在于公车使用上被异化为权力、身份与地位的象征。 全国人大代表、国务院研究室秘书司司长张定龙就认为,公车改革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为了省钱,更是一种“制度性”的变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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